“将养百姓，最要紧的就是‘安静’！昔日汉代孝文、孝景……”
熊卜佑耐心听了半天，发觉刘进士的全部理论就是“统治者应该什么也不做，一切保持原有的秩序运行，免得骚扰了百姓。”
刘大霖接着说：丈量田亩看似合理又利民，实际上在执行中往往会被“宵小之辈”所乘，原是利国利民的事情，到最后反而闹成了害民之举。他很不客气的就把陈明刚的例子拿了出来。
“若没有陈明刚的丈田，我们还想不到这一节……”熊卜佑把这责任直接往他身上一推，“他虽然是假公济私，但是丈田清税赋这件事我们觉得并不为错。”
“丈田清税，无非是要多征钱粮，本县的百姓已经够苦得了！”刘大霖激动起来。痛陈临高百姓的生活状况。他虽然住在县城里闭门读书，但是从家人、亲戚、师友学生和自家的佃户嘴里知道农村的真实状况，农村经济的凋敝和农民的疾苦，他了解的很多。
“刘先生说得都是实情，”熊卜佑道，“但是自从大明开基以来，临高承平快三百年了吧？三百年来百姓却越过越穷，到底是什么缘故？”
“外有黎乱海盗，内有土匪，天灾不断……”
“这只是一部分，刘先生总该知道，临高的户口是在逐年减少的吧？”熊卜佑先从这个问题上入手。
刘大霖当然知道。
“大明开国初年，本县的户籍是有近六万多人，”熊卜佑说，“现在有多少？”
刘大霖张口结舌，他还真不知道本县的户籍人口有多少。
“在籍人口不过二万多。这二百七十年来，临高虽然和先生说得一样，有黎乱、海盗、土匪，但是大体局面还算平静，民生粗安这四个字是当得起的。”
刘大霖点头，这话不错。琼州府虽非世外桃源，但是各种大规模动荡要比大陆少得多。按理说这样的地方户籍人口是应该增加的。现在越来越少，只说明逃亡户和隐户越来越多了。后者他知道，县里不少村子是整村的隐户，托庇在某个地方豪强之类的人物名下。自己名下，也有少量的隐户。
问题的根结，就在这大明的税赋制度上！熊卜佑毫不客气的指出其种种弊端。
他先从大量的“诡寄”“隐田”开始谈，大地主们用种种手段逃避赋税，从而使得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加重了赋税负担。而且大户勾结官府，贿赂胥吏，种种违法行为无人纠正，小民不但无法少交颗粒，还被强行用各种手段增加了额外的负担。
“富家占地万亩不纳一粒米而莫能究诘，贫弱不取寸草岁输重课而无所控制。”土地集中，赋役不均，农民不是逃亡就是投寄他人名下。“……弘治年间，大明的户数，就比洪武年间少了150万，口数少了700多万。论及现在，更不堪了！”熊卜佑侃侃而谈，“这清理田亩，均平税赋已经是不得不办的燃眉之急了！若再是一味的‘安静’，百姓们最终不外乎是强者为寇，弱者陷沟渠！”熊卜佑话锋一转，“刘先生在大陆上故旧甚多，邸抄也看得。如今天下的局势到底如何，总比我们更清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