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兴会中做过官的人，屁股没几个干净的。据说大举义那年接受各地衙门蕃库时，很多脑子活的复兴会会干就趁机发了笔横财。当然，事情瞒了几年后，也查出了一部分，只是，贪污是种恶疾，仅靠自查是治不好的，后面不信邪的杨竟成居然想一查到底，结果不但军队谋反，自己也差点把命给丢了――对于官儿来说，谁做皇帝他们没意见，谁要耽误自己发财、要把自己送去牢房靶场，那他们就要拼命了。
从此以后，杨竟成就转了性子，他明白农会对付不了贪官，只好把剥夺了田产的士绅重现扶起来，同时再把那些有一堆贪污烂账的官员统统清账赦免，画下了到此为止的界线；除了这般，对那些没贪污的复兴会会员则大规模分发钱财股票，一来消除他们的不满，二来好让他们把权力让出来给各地士绅，将各县各州交由本地士绅治理。
经此一变，官场气象为之一新，素来藏污纳垢的衙门因为有士绅的制衡，不敢再像从前那般为所欲为，官不再是官，仅仅是个吏。认真的说，这比前朝历代是有极大改善的（‘进步’一词曾大是中华禁语，杨竟成执政时期被礼部文宣司列为非法关键字，是以文人从质量管理中借用了改善一词），但这种杯酒释兵权的改善是对勋贵集团分封、对复兴会诸如发股票换来的。
前者用的是国家的土地，分封等于是化公为私，后者发的股票是国有公司的股票，分发则是侵吞国财，这两者都为朱家骅所不齿。而眼前坐着的张坤，不管他昔年有什么功绩，在他眼里都只是一个分得了赃物的盗贼――将国家银行从政府控制下敲出来不说，自己还在国家银行里占了上千万的股份。对这种角色，朱家骅没什么任何尊敬同情。在张坤说就要和政府作对时，他翻开了一直压着的卷宗。而后把里面的文件和供述全扔到张坤面前：
“滚出去就不必了，张总办既然如此心急，那我们就公事公办的好。咳……，神武十八年。也就是去年四月初三，纽约股市暴跌，工业指数由最高的三百八十六点剧跌到一百三十一点，受此刺激，沪上股市也应声而下。四月四日，股指从一百九十四点三日之内跌到一百二十九点。这时，国家银行本因发挥央行之功效，强势托市，但实际上贵行却反其道行之，居然宣布各商业银行增加百分之三的准备金率……”出张坤意料的，一大串金融名词从朱家骅吐出，而后只听他道：“张先生，请解释这是为何？”
“我无可奉告！”张坤没想到居然是去年股灾的事情，他极力不让自己眼睛眨动分毫。可是他做不到。
“国家银行一宣布提高准备金率，股市再次应声剧跌，从一百三十九点剧跌道六十四点，数十亿财富化为乌有，这时，一大股资金忽然入市，其大肆收购工业股票，大笔吃进又大笔吐出，造成市场震荡要再次剧跌之假象，于是股市再次剧跌。最终跌到三十二点……”
“我无可奉告！”朱家骅口中详细描述着去年的沪上股灾，可张坤依旧不动声色，如同木头般重复着‘我无可奉告。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