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实上，在大明各地的很多胥吏家族，多年来也是通过各种方式巧取豪夺，侵占了大量自耕农田地，迫使那些失地农户变成了他们名下的佃农。
而这部分人群由于手握地方官府征收租赋的权利，所以根本不可能让自己的田地上缴税赋，只要朝廷加征，那他们就会相反设法把重担强加给普通农户，从这些平民身上重复征收来完成派下的税赋数额。
在年年岁岁反复挤压下，会使得更多的农户为缴税而不得不变卖田地，那些贪得无厌的胥吏就会让牙商出面，趁人之危、压低价格收购农户的田地，从而逐步变成了当地的大户。
打个比方，比如某县户房司吏名下有一万亩不交租赋的田地，有一百户佃农在为其劳作，按每年亩产一石来计算，这万亩田地便可有一万石的收成，刨除给佃户的口粮，那也会落下最少七千到八千石的粮食。
这些粮食就算按照现在的五钱银子的市价来计算，假如全部出售的话，也会有三千到四千两银子的收入。
在一年两熟的江南地区，每亩一年可不止一石的出产。
而如果按照士绅一体纳粮来征缴的话，那这些大户便会要上缴九百两以上的银子。
与这笔巨款比起来，每年年底的勤政银、养廉银翻翻也不过是六十两而已，将来退休后每年的养老金也不过是每年一二十两，这笔账到底吃亏还是赚便宜还不是一目了然？
当然了，一万亩那是极端个例，除非其家族势力很大，不然的话，胥吏的身份终究是一种限制，没有那么大本事能攒下如此的财产。
朱由检估计，家中有两三千亩的胥吏应该不在少数，这部分人将极有可能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。
也不排除有些家大业大的胥吏，在看到有望晋升到流官的前景后，主动放弃眼前的这部分小利，转而配合朝廷的策略，以便从中捞取政治资本，但这样有头脑和眼光的人毕竟是极少数，不能指望成为主流。
要想推行士绅一体纳粮的大计，基层官吏的执行力度最为重要，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改革才会顺利进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