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张汉卿对前生后世的总结，中国需要一个集权的中央政|府来完成国家大一统的任务。纵观历史，凡是中央虚弱的朝代，都是造成大规模动乱的时代，从无落空。在中国，由于思想、文化制度的不同，造成我们从来没有欧美那种皿煮化的土壤。
自民国以来，十几年的尝试也证明这样的皿煮在中国不得人心，这样的皿煮也几乎没有可能成功。
在民众还很愚昧的年代，在教育只是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才能够玩的时代，人为地拔高皿煮的意义是一种灾难。只有在中国人民党的领导下，实行有条件的皿煮，即皿煮集中制才是正解。
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在尝试，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成功统一了摇摇欲坠的沙俄，世界各地的人民发现一个集权的制度可以办很多大事，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涌动。
在意大利，1922年的墨索里尼率领法西斯黑衫党进行了著名的“向罗马进军”，一场“散步”下来就夺得了意大利的政权。
这一神话般的夺权经历显然大大触动了尚是政治屌丝的希特勒。次年他就“致敬性”地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政变，企图复制偶像的成功模式，却被送上了监狱。
不管德、意后来选择的道路是如何的反人类，但在当时，他们的做法是饱受奴役的第三世界国家人们解放国家的希望。像中国，开始由学习日本英国向学习德国演变，深刻的民族主义觉醒是它的根因，而能够在短期内强大国家是它最吸引人的部分。
人民党走的也是这条路，但是它不会逆历史潮流而行，而且在政治上会做许多改良。以党的领导下的三权分立为原则不变化、以坚持党的领导为中心的方针不变化、以党内的皿煮集中制为执政基础的思路不变化。用这样的方式，完全盖过所谓的皿煮。
鉴于本次贿选，终有两会议员意志不坚定的缘故，而议员中又有不少国民党人，甚至如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都是国民党人，因此，孙逸仙话虽说得慷慨，其实底气不足。
倒是各省争相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，严重的甚至开除其省籍，多少给了议员们一点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的惩戒。
以范熙壬为首的一百多反对贿选的国会议员们来到天津，组建流动国会。因人数不足，合参、众两院为国会非常会议，他们议定，由从各省议员中选出的行政委员轮流充任主席。范熙壬被共选为主席，面见孙逸仙、张汉卿、段祺瑞。
因为范熙壬与孙逸仙的“对内扫除军阀，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”的追求相契，也一直推崇孙为“国之导师”，他的到来，总算让孙逸仙还存点面子。
在“三方反直同盟”通电外界后的第二天，远在东北的张作霖、在浙江的皖系督理卢永祥（时兼陆军第10师师长）一致行动，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，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，请各令其驻京代表，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