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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章-2 (1 / 2)

“我问林舒,日本马上要举行isit了,离中国这么近了,何不在中国举行一场研讨会?”蔡先生高兴地说,“林舒问我,‘isit还是workshop?’,我回答他,‘你估摸着isit的可能性大不大?’林舒坦言,‘要是workshop还是有希望的。大师们觉得中国的通信学术水平并不甚高,似乎没有来的必要。不过我试着从中斡旋一下。’果然,林舒给我回信,‘这件事已经敲定了,日本举行isit一个礼拜之后来中国举办一次workshop。这些大师有不少犹太人,他们倒是挺喜欢中国的。这很可能是中国的第一次国际会议。’”

周先生笑着给秦风讲着,“这次香山会议信息论的大师几乎都到场了,可惜香农没来。咱们国内出席了很多人,西电的陈太一,南开的胡国定、沈世镒,广东理工的徐秉诤,清华的吴佑寿,肖国镇、王新梅、王育民、吴开震、童志鹏、钟义信、李道本、吴伟陵……,总之一大堆,都是国内信息论领域的一流学者,我和老蔡也带着咱学校几个优秀学生去参会了。”

叶先生不知从哪里端出一个水杯,喝了几口热茶,想起以前的事情了,“四八年,香农发表了长达八十页的《通信的数学原理》,维纳出版《控制论》,这都是信息论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,此前图灵、布尔奠基的道路一下子开阔了。不过在国内,还几乎没有引起学者的普遍关注。长年对这个很敏感,五六年就开出了《信息论》课程,这慢慢地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。润生也是个好小子,和长年合编出国内第一本《信息论》来。”

秦风听了憨憨一笑,挠了挠头,心猛烈地跳动着,一直担心屁股下面凭空出现的凳子会不会凭空消失,他也插话说道,“老师告诉我们,香农玩股票也特别厉害,从来不缺钱呢。”蔡先生抚掌大笑“香农早想写关于投资组合绩效和技术分析的论文,可惜一直迟迟没有发表。一个数学家,搞清楚股市的跌宕起伏也是很正常的嘛。香农从五零年代末到八六年投资组合的报酬是28,据说报酬率胜过了巴菲特。香农自己也说喽,对金钱没有兴趣,做研究也不为商业目的,只喜欢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,玩股票只是一时兴起。”

秦风低头一看,不知何时手里已经多了一本《信息论》,蔡先生则继续讲香山会议的情况“我那时就心想,十分难得的一次国际会议,必须能在让中国信息论、通信、编码方面收获较大的裨益,我就和林舒商量。我们讨论了好几种方案,后来林舒提议说‘我们可以这样搞,让国际上编码的两大派卷积码和分组码互相争个高低,这一下子对于编码的两大派的优缺损益也就一下子明了了嘛,年轻一辈做学术的也就知晓自己该追随那个方向了。来的都是国外的大师嘛,galger,viterbi,jas assey, stello,wolf,richard bhut,大师们做一做报告对于这些年轻学者还是卓有成效的。’我问林舒‘香农可以过来的嘛。’林舒就说,‘香农自从五八年离开贝尔实验室,就去it任教去了。香农在教学方面简直和爱因斯坦水平相当,谈些自己做研究的事情,没有人听得懂。这过了一两年,香农就不当教授了。后面,他几乎就销声匿迹了一样,拒绝回复科研请求,拒绝慕名拜访,也不再发表论文,也不去学校,整天在家里工作,不过他和贝尔实验室还是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。’我问‘那就没有希望了吗?’林舒想了想说‘希望渺茫。八五年的时候,香农难得出席了一场英国举行的学术研讨会,默默进进出出听了一天的研讨,都没有认出他来。最后终于有人认出他来,一下子满会场的学者都跑过来表示敬意,索要签名。大家都纷纷不可置信地看着香农,激动得差点要掉眼泪。这些年他喜欢搞些小发明――年轻的时候他就喜欢公开展示他的聪明老鼠希修斯(那几乎就是初代的人工智能)――他做了好些个玩具,不在公众面前出现,销声匿迹,一下子生出些传说的味道来。我觉得请他很难,而且香农现在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。’我的内心还是怀着希望的,不过后来香农果然不能来。不过会议一下子来了数百位国内外专家学者,学术氛围一下子起来了。林舒想了个法子‘我和stello演一场双簧戏。我是搞代数编码的嘛,stello是搞概率编码的嘛,我们就互相扬此抑彼,这下子大家伙肯定能搞清楚这两种编码的基本思想、基本原理。’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,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会议形式。会议上,林舒就和stello前后做了一个报告,把什么基本思想啊、基本原理啊、优缺点啊、发展瓶颈啊、两种编码方式之间的对比啊都一一分析对比。嘿!我觉得效果蛮不错的,听报告的国内年轻学者一下子把这两个编码的基本学派吃透了,这比自己钻研效率高多了,大家都在记笔记,提问题,刚开始大家还有些拘谨,比较畏惧这些大师,后来渐渐放开了,效果非常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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