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制永远与政制结合在一起。春秋之前的军队善战，那是因为有乡遂制度，乡人即国人，每家需出一人从军，遂人不得从军，只能为输运。战国时各国编户齐民，尤以三晋为罪，乡遂制度被更严密的傅籍制度所取代。
楚国也有傅籍制度，可惜这个傅籍制度根本就没谱，最重要的是基层动员能力不足。即便县册上有这么多人，但征集不到这么多人。两百多年来，楚国最大一次动员就是楚怀王时期的蓝田之战，即便是那次，出征人数也不足三十万，平时多是十几万、二十几万，从未超过二十五万。
地大路远、散而不实是楚国预备役既有症状，武备松弛、疏而不精则是楚国预备役的顽疾。傅籍制度是至上而下的制度，朝国人制度则是自下而上的制度。
五百户为一党，一党一国人，每党又建正、辅、副、余四卒。副卒、余卒是不可能出征打仗的，作战的仅仅是正、辅两卒。全国四十六万多户，可分为九百二十党，每卒连军官带骑手标准编制为三百二十人，正卒当有二十九万四千四百人，辅卒是否作战卒要看后勤输运效率。
以上次战争为例，战卒、辅卒的比例大约在351左右，这是水运为主、陆运为辅，且内线作战时的战卒、辅卒比例。如果是外线作战，陆运为主，那么战卒、辅卒的比例将立即缩小。为了减少辅卒人数，增加战卒人数，楚国必须修建铁路，哪怕是马拉铁路、人拉铁路，也要设法使战卒数量超过四十五万，战卒辅卒比例控制在51。
全国九百二十个党，每党四卒，几乎是全党皆兵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靠每党遴选出来的国人，这也将是他的政治资本——四党为一旅、四旅为一师、四师为一军，全国有两百三十个旅，五十七个师，十四个军，谁为旅长、谁为师长、谁又能做军长，全看战场上的表现。
先军政治下，军官即政官，十几年后，楚国现有的行政官吏必将被军官团所取代。以这种大趋势，不能迅速转化为军官的官吏、贵族将失去权力，沦为边缘人员。虽然这些人当中楚人占绝大多数，但给予更好条件，花费更多的金钱，楚人若还是不成器，熊荆也只能将他们毫不留情的淘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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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船高大，但它的底部不是一根弯曲的肋骨横置在龙骨上，形成u型或者v型船底，它是两竖一横，两面的船舷和船底板夹出一个船身，楼船宽九米，船底板也宽至八米、九米。
以当下的技术，板与板之间的连接全靠铁匝，而非铁钉。铁匝就是在两块船板上各打两孔，以铁片穿孔绕扎三道或四道，再用木片塞缝，最后用铅液封固。铁匝看似坚固，但铁匝的质量各不相同，因为是匝固而非钉固，更无麻绳桐油塞缝，楼船从下水开始就不断漏水。
即便如此，云赫以及诸多舟师船吏也认为如果对撞，楚舟必败。没别的原因，仅仅因为楼船体积两倍于楚舟。以大撞小，哪怕楼船会破裂，楚舟也将舟毁人亡。抱着这样的想法，船吏居然没有喊弩手放箭，双方就直挺挺的猛撞在了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