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实际操作中却远没有那样简单，农民并不是喊个口号就能动员起来的，村公所必须有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财力，毕竟不是什么地方的农民，都愿意为了集体利益而累死累活的，即使这集体利益中也有他们的一份。
因此，在集体化之后，农民不但要上缴收获的（最多）三成作为税款，还得交给村集体三成、由村公所卖给国家换成资金作为集体提留款，然后每年根据各家农户在集体劳动中的表现分配下去。除了户均不超过半亩的自留地的有限出产之外，这是中国农户唯一可能通过主业获得现金的途径，因为就算这份收入其实远低于城里工人的工资水平，也足以驱使农民们努力进行农田水利和乡间道路的建设。
但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问题，万一村干部徇私舞弊，不但农民参加集体劳动时的积极性会大受影响，其收入也可能低到比满清时期也好不了多少的程度，毕竟六成收获上缴，这几乎跟清末佃农交地租差不多了。好在建国初期吏治还是比较好的，何况还有那几十万生化兵干部作为表率，因此暂时还不至于出现较大的问题，等到基本农田水利系统建成之后，李晖再下调农业税和集体提留的比例也不迟，不过要想完全废除农业税，那还至少还得等到中国初步完成了工业化之后才行。
事实上，在至少二十年内，农业税都仍然会是中国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，这不仅仅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工业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，也由于整个世界的工业化程度还低，使得农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（相对于工业品来说）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华夏共和国仅仅是改革了财税制度，财政收入就迅速跃居世界前列，1896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接近6亿华元，1897年更是一举突破10亿华元大关，如果以官方汇率计算，中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，仅次于因为备战的需要而开始疯狂加税的美国，即使按黑市价格计算，也仅次于英美德法四国，位居世界第五，这让李晖这个穿越者都震惊不已。
财政收入能够如此迅速地增长，除了不低的农业税率之外，政府对于大宗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也绝对功不可没，一方面利用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收走了更多的利益，一方面则又保证了相对的公平、让农民在重负之下不致于活不下去。而随着农机和化肥产量的增加，这项一开始更偏向于索取的政策也逐渐变为了以反哺农业为主，中国农民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苦日子之后，终于苦尽甘来踏上了康庄大道，大阔步地迈向温饱、乃至小康的光明前途，当然这些就是后话了......
共和国政府、特别是中央政府雄厚的财力使得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成为可能，基于对农业的高度重视，李晖将水利定为了建国初期的建设重点，而在诸多的水利工程当中，对于黄河与淮河这两条“害河”的治理则更是重中之重。
严格来说，现在的黄河还只是隐患，毕竟还没到清末和军阀混战，更没有人为决堤放水；但是淮河的水患却已经是明明白白的现实威胁，由于历史上黄河改道南下带来的海量泥沙淤塞了淮河的水道，导致淮河下游及其北边的支流普遍排水不畅、甚至没有出路，中游的水下不来，下游的水又流不出，造成了“小雨小灾、大雨大灾，无雨旱灾。”的局面。